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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趋时贵书”及其文化背景

北宋“趋时贵书”及其文化背景

■宋玖安

    书法从唐代开始就作为科举和官吏诠选的一项重要衡量标准,到宋代似乎有所退化,但科举制度仍然存在。于是使投机取巧的士子为了博得当世主文者的欢心,竭力模仿其书体,这种实用主义做法,造成了北宋“趋时贵书”的出现。而这种现象并非是北宋的特有,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书法与政治相结合的特定产物。如后来的“台阁体”、“馆阁体”也可称之为大范围的“趋时贵书”现象。
   米芾在《书史》中谈道:“本朝太宗挺出五代文物已尽人间,天纵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书无对,飞白入神,一时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钟王。至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学其书,肥扁朴拙,是时誊录以投其好,取用科第,自此惟趋时贵书矣。宋宣献公绶作参政,倾朝学之,号曰朝体。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书。及蔡襄贵,士庶又皆学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学其体,自此古法不讲。”这种“趋时贵书”现象无不与北宋的文化背景相关联。
  宋太祖赵匡胤统帅殿前禁军发动“陈桥兵变”,自此“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作为武将出身的赵匡胤深知自己是如何称帝的,为了防止有人重蹈此辙,或是作为教训的吸取,他在北宋建国初采取了“抑武扬文”的政策。先是将石守敬等人“杯酒释兵权”,继此之后便是大范围任用文官,以防武将擅权。《纲鉴易知录·宋纪》记载:“五代诸侯强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镇受代,先命近臣谕旨,且发兵备之,尚有不奉诏者。宋初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宋主用赵普谋,渐削其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至仕,或因遥领他职,皆以文臣代之。”从中可见宋太祖对武臣的惧怕,那么大肆启用文臣也就势在必行了。这便导致了宋代文职官员地位的飙升。在这种背景的促使下,科考举子想要顺利及第,“趋时贵书”自然成为及第的一个捷径。米芾所说的“誊录以投其好,取用科第”,指的是当时参加科举的一种“行卷”风气。“行卷”产生于唐代,《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行卷”条:“唐时,应试举子,试前将所做诗文写成卷轴,投献礼部主考官或公卿名士,求向主司推荐,以利于及第,谓之行卷。”这种风气在宋代依然流行。如果主考官或公卿名士本是书家,应试举子模仿他的笔迹,或许更能招来他的好感,从而为价登龙门增添了一个砝码。
  北宋的“趋时贵书”现象并非从李宗谔开始。宋太宗年间的西蜀降臣王著受太宗器重,其书体便成为太宗时的官方书体,皆以王著为准则。《负暄野录》云:“世称‘小王书’盖称太祖时王著也。……近世翰林侍书辈学此,目曰‘院体’,自唐吴通微兄弟有斯目。今中都司书诰敕者,悉规仿著字,谓之‘小王书’,亦曰‘院体’,言翰林院所尚也。”可见“趋时贵书”的出现并非偶然,下至科考举子,上至官僚士夫共同造就了这种现象。李宗谔(965~1013年),字昌武,深州饶阳(今属河北)人,宰相李昉之子。七岁能属文,雍熙二年(985年)进士及第。作为替皇帝记录言行并撰写诏书的亲信,他在翰林院供职达二十年之久,俨然是文坛最高领袖,又有“勤接士类,奖拔后进”之好,门前举子趋之若鹜的盛况可以想见,自李宗谔身谢道销后,继之者便是宋绶。
  宋绶(991~1040年),字公垂,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大中祥符元年赐同进士出身,历知制诰,翰林院学士兼侍读,同修《真宗实录》、国史,知应天府。明道二年(1033年)拜参知政事。罢河南府,召还枢密院事,参知政事。谥宣献。《宋史本传》云其“笔札精妙,帝王多取其书藏禁中”。宋绶书法备受帝王推重又加之官居显赫,所以才能被“倾朝学之”。此后的韩琦、蔡襄、王安石诸人位重朝野时,这种“趋时贵书”的现象史料虽未有明确记载,想必也和李宗谔、宋绶时无异。这种潮流在蔡京掌权时依然盛行。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天下尽学蔡体,就连尚书省书吏写“敕”字也效蔡体,号为“司空敕”。
  科举的功利性乃至当时政治的参与和催化,可以让士人借助书法一步青云。“上者言不及义,下者无所用心”,上行下效是社会历史的一种现象。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色,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组合成为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书法与文学似乎可以并轨而行,但无形的科举制度把二者粘合在了一起,使之一并依附于科举而并行。“趋时贵书”现象得以长时间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也是依赖于文坛的“趋贵”现象。
  北宋皇帝大举任用文官,使文官地位得以提升,生活优裕。从而也导致了北宋的“冗官”现象。官员如果能在朝中站稳脚跟,必须要靠一定的关系网和派系来作为自己仕途上的支撑。《纲鉴易知录·宋纪》载:“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退,群邪目之曰‘党人’,于是朋党之论起。”为此欧阳修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进行反击:“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皆自然之理也。”,虽然欧阳修的忠直为皇帝所赏识,谓之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从中不难看出要想在朝中立定脚跟,孤立无援是无法抗争权贵倾轧的。于是这些掌政坛、掌文坛的公卿们必须要在广大科考士子中招纳自己所赏识的人才来为自己服务,扩大这种关系网来维系自己的地位。“趋时贵书”便有了最好的寄生体。
  艺术的土壤是社会,艺术不可能脱离社会的大历史环境和时代文化背景而独立存在。书法艺术风格的演进,固然有自己的特定规律,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随时代迁流。北宋的整体文化背景决定了“趋时贵书”的出现,而其出现并非偶然,它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产物。社会和文化背景是它得以生存的温床,它只不过是整个社会“趋贵”现象的一部分。科考士子和官僚想借以飞黄腾达,恰恰那些“时贵”正需要这些人来扩充自己的派系,由此二者相互依存来得以共生息。“趋时贵书”现象伴随着北宋朝的始终,虽然中间崛起的“尚意”书风可能是对此现象的一大反击,但“尚意”书风不可能使其绝迹,二者只能并存于北宋书法史中。“趋时贵书”并非是北宋的特有,它寄生于人世社会直至今天。想想当下学习评委书风的参展者们,是不是也算“趋时贵书”在今天的发展呢?



(转载自《书法报》2010年5月21日)
李振昌  美国书画网主编
北京大学首届书法艺术研究班学员
清华大学洪亮书画篆刻工作室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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