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回复 发帖

汉字刀刻的魅力

汉字刀刻的魅力

陳秀卿





汉字发展从图形文字到象形文字“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是孕育汉文字的母体,渐渐以点线替代了图形,由繁入简,由博返约,是远古先贤最伟大的创造力的体现。从所知所见的文物实证:柔软的笔与坚韧的刀共同构筑了汉字艺术辉煌的篇章。

本文思考汉字刀刻的魅力。远古至今大量的汉文字能得以保存,大都离不开刀的制作或创作,刀刻汉字书法的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并蔚为大观。

(一)原始陶刻

“自皇古以来,新石器时代人们已使用一种简单的符号,写绘或刻划在陶器的上面”。探寻汉字刀刻艺术的发端,必然要追踪到文字的起源,在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彩陶、灰陶上刻划的图绘及符号,如:老官台的白家聚落遗址的彩陶,年代约8000年左右,若干刻划的符号虽简单却有意味;首嶺、甘肃大地湾出土的彩陶是半坡类型刻划的前身。

1985年,安徽蚌埠出土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607件陶器,被考定为中国文字重要起源之一,陶器上皆刻划着符号,被称为“双墩文化”。被刻划的材质是陶碗、陶钵以及豆、杯等,符号在器物的外部、底部,多是阴刻,少数是阳文剔刻。这些符号承载了无量的文化内涵,是汉字刀刻源头之一,是“物勒工名”、是花押或是表示族徵的刻划符号。符号简单、急就却极具审美情趣。劳动创造了语言、劳动创造了汉文字,西自渭水高原,南至长江中、下游,以及云贵髙原等处,丰富多彩的陶文、陶刻符号应是汉字的原始。这些弥足珍贵的线索正如郭沫若所言: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这些刻符细品不难发现:汉字原始点线的律动美,纯粹的形式美。试将陶刻符号形式美、刀刻美分析如下:

1.有的陶文似乎是未烧之前已在陶坯上刻划,有的陶文是先烧陶坯而后刻划;

2.运刀方法大致可看出三类:缓刀行、疾刀行、不缓不疾行;

3.下刀与收刀皆尖锐,行刀中段比较粗壮,少数刻划则应用了复刀法;

4.刻划法可分等次:粗糙、极粗糙、精致、颇精致、极为精致;

5.刀法风格或雄健、或轻灵、或艰涩、或挺秀、或婉约、或流利;

6.刀法生涩或刀法娴熟,作连刀字体,所谓“一笔刀”者;

7.刻划有圆点、方点、直线、角星、圆圈、波浪以及山形、梳形等;

8.刻符或刻划形态已有对称成对应布列;

9.刻划符号由单个至十余个,少许陶文(如秦代陶刻)符号较长。

从陶刻符号、陶刻图案纹饰、陶刻图形文字可见先民娴熟的操刀能力,又可见先民的审美观念和想象能力,由此可见汉字书法某些最原始的涵义。“神农耕而作陶”,彩陶上的原始刻划为我国汉字书刻的起源提供了科学的实物依据,也是颇有历史与科学价值的参照系。我们的先贤在陶器刻划、刻符上倾注的灵气令子孙后代在其魔力一般的引诱下如痴似醉无休止地学习着、探索着!

(二)甲骨契刻

“卜辞契于龟甲,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神往。”

1899年,王懿荣、刘鄂等学者最早发现了甲骨文字,累至至今有十余万片,单字约五千,可辨识者近二千字,“目睹殷人刀笔文字大幸”,以刀代笔直接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出的点线、结体、章法,实录了社会生活、积淀了商代文化。

近现代田原的开发,考古的挖掘,1983——2001年在河南舞阳贾湖史前聚落遗址考古学者发现了距今9000——7800年的新石器时代前期遗址里的14件龟甲、骨器、陶器、石器上16例的契刻符号,有的竟与殷商甲骨文字相似的点画。文字文化的记录证明了汉字艺术早在8000年前就己生发,契刻特点也已有:先横后竖、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里后外。饶宗颐先生说:贾湖刻符对汉字来源的关健性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资料。

以刀为笔,契刻时多用直线,即便是曲线也是由短的直线接刻而成,刀刻在坚硬的材质上,划成近等粗的线,下刀时多由轻入轻出,所以两头略成尖形、方折较多,点线中段刀力强行入骨,线质较坚挺粗壮,似商代武丁时期的甲骨刻辞;祖庚时期甲骨运刀技巧可见精湛,然而少个性与变化,以上仅仅是甲骨文第一、二时期大致风格。董作宾将甲骨文断代分为五个时期,为今人硏究商代文化与甲骨文美的风格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他分析第三期甲骨文风格略显粗糙、潦草或散弱;第四期甲骨文风格已展现细小秀丽、自然生动以及方用刀的趣味;第五时期的甲骨文字或细秀娟丽如蝇头小楷或刻划较粗呈现遒美丰腴且含蓄浑厚。

古代占卜的需要,契刻者“貞人”的水平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甲骨文字刀法奇特变幻、结体灵动多姿、章法疏密有致、点线刚健犀利的大美,构成十分成熟的汉字艺术。

罗振玉先贤开甲骨文识字之始,便赞叹甲骨文为“汉以来张(敞)、杜(林)、杨(雄)、许(慎)诸儒所不得见”;甲骨文的契刻艺术给后世书法、篆刻留下不少用笔用刀的启示,正如刘江所言:“……在起笔收笔处,横切一刀的结果,这好似秦汉印章中冲刀、凿刀与切刀相结合所表现的线条一样。”

(三)金文鋳刻

金文,是铸(刻)在金属器物上的文字,有黄金、白银、铁、黄铜和锡铅合金等金属器物上的文字。金文始于商代中后期,文字有明显的图画意味,即图画文字。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指出:这种净化了的线条——书法美,就不是一般的图案花纹的形式美、装饰美,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

西周鼎盛时期的金文,无论在史学、文字学、书法艺术、书刻艺术都居十分重要地位。灿烂的青铜工艺,是继黑陶、彩陶之后又一辉煌的艺术史诗。如,重达865公斤的“司母戊”鼎,是书、刻、铸复合式的创作。字体是甲骨文的风格,工匠制范模时留下的修摩痕迹以及错落跌宕的章法,有评论文言:透过装饰的外表,仍可以体味到它那笔力沉雄凝重、圆畅从容的大将风度。

西周昭王至西周厉王,金文铸刻由成熟走向鼎盛,可见毛笔书写的藏锋、侧锋笔意;可见点线的参差离合、大小斜正、齐而不齐、循环连续;可见结体的古朴自然且含蓄。自商代至汉代,有文字记载的青铜、钟鼎数千件,内容是:祀典、赐封、征伐、约契、田猎等的纪录。不同材质、不同器形体态,或铸刻在外部、内部、腹壁、盖顶、壶底、柄上;方形、圆形、自然形,不同时期、不同的审美观念、不同气质的创作者、不同的手段蔚成了一部金文艺术的千姿百态。

每一篇金文铸刻创作都有着构字、操刀、铸造三部曲,书写的文字经刀的契刻已深入一层意象,再经铸造的文字,商周时期的金文与甲骨文比较更具自由美。纤细浅小的战国铭文是先铸后刻,是古代冶铁技术的发达,是以刀代笔的典范。

刀参与了汉字的创造,或刻铸、或刻划、或沙土预制陶范,铭文先琢范上,或一字一范或数字一范。如《秦公簋铭》,每一个字都是先单独刻制在方模上,然后再拼成通篇,这种陶泥活字刻铸的工艺陈述着2500年前劳动者的聪明才智,金文铸剖由此大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自宋代至清初的泥活字、木活字、锡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印刷书籍的问世,构成中国文化之树更为强壮的肌理骨干。



(四) 碑石镌刻



“碑,竖石也”碑之初名始于周代。碑刻未兴之前只有刻石。青铜铭文衰退后,逐渐以石材取代铜器为记功追远的载体。“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组。比名称书,遗址石鼓”(张怀瓘《书断》),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十个石鼓上被凿刻的文字被称为“书家第一法则”,正如康有为所赞:如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的确,石鼓文字意美音美形美皆备,在书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清代时期碑学中兴,吴昌硕、杨沂孙等书画家成就皆得力于此。

《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峰山刻石》、《会稽刻石》,传为秦始皇时丞相李斯所书,李斯是书法史提出的第一个大书法家。李斯刻石书法不仅有政治意义,也有文字规范化的作用,代表秦帝国的精神,巍然独立。熊秉明评说:这一段历史纪念性的任务,在别的文化里往往由雕刻(像西腊胜利神)或建筑(像罗马凯旋门)来完成,在中国则用了书法。如果说中国书法与建筑、雕刻、绘画取得了同等重要地位始于秦刻石,未尝不可吧。

细品秦刻石,可见刀镌随笔画,藏头护尾、中锋运行、宛转周到,每一笔画端部的处理凝重且裏藏,构成沉稳、内在的小篆书体。秦刻石文字与秦韶铭文同为秦小篆字体,但材质不同,一为镌刻、一为刻划故构成风格甚殊:一为严谨、整齐划一长方形、万代之法式,二为自如、大小错落疏密斜正浪漫、方笔棱峥、斩截爽利,是典型的汉字艺术的文野之风格。

因“新莽恶称汉德”故刻石留存甚少,《五凤刻石》、《莱子侯刻石》等碑刻可窥见秦隶与汉隶间过渡转换时期的书体,石刻的残缺与破损实际上增添了无限的苍茫感、朦胧美。

“碑碣云起”的东汉,气体高、变制多,传世碑刻有170余方,每碑各出一奇。它们或茂密雄强、浑穆厚重的如《郙阁颂》、《夏承碑》、《衡方碑》等;斩截爽利、方整坚挺的如《张迁碑》、《鲜于璜碑》;法度森严、左规右矩的如《熹平石经》、《礼器碑》、《曹全碑》等;烂漫多姿的如《石门颂》、《扬淮表记》、《三老讳字忌日记》等。汉代时承礼、乐、刑、政、中和、中庸的美学思想,碑刻时兴,众多碑额形制、文字美术、镌刻装饰意味浓,是书家与刻工高技巧的合作。

魏晋南北朝因立碑之禁令森严,然墓志铭、造像、刻经、浮图大兴。《龙门造像》不下三百品。魏碑多斩钉截铁,镌刀、切刀多并举,或如昆刀切玉,但见浑美;或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

隋碑上承六代下启三唐,三百年间所立之碑真行隶篆各极其致。碑石镌刻先文辞书丹、笔墨逸韵,再而镌刻,著名书家对刻工的严格近乎苛刻,要求以刀意准确表现笔意,非良工不能为,褚遂良、颜真卿、李邕的法书或有专人刻碑,或自书自刻。宋时,于元祐五年兴建的西安碑林,收藏历代碑志精品2300余件,山东曲阜珍藏汉、魏时期的名碑亦足与西安碑林媲美。历代碑刻文字可以证经典之异同、正诸史之谬误,可以补载藉之缺失,考文字之变迁。

(五)名帖汇刻

碑是竖石,帖是横石,亦有用梨木版刻的。摹刻在石版或木版之古代法书及拓本称为法帖。法帖可供效法者,或镶嵌于墙壁上供人欣赏临摹学习。《淳化阁帖》二王书迹占一半,相传法帖之名由此开始。将多种古今名帖汇为一帖的号为《丛帖》,亦称“汇刻丛帖”、“套帖”。刻石与刻木,无论在工具运用、技法施展上都有不同,刻大字与刻小字更能显现当时刻工名匠技术的高低。明代刻帖已经成为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刻帖质量衡量标准之一就是刻工的技艺,这时期刻工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的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时帖佳本,妙在名家手裁,镌工精核,正其所以不可阙耳”。(赵宦光言)

“下真迹一等”的刻帖,是忠实于帖的一种复制手法。刻帖有刀法,包括执刀、运刀以及修改等方法。刻帖求真迹的真,于刀味不甚重视,然而执刀者的主观意识与客观材质相结合,技术熟练了,刀法中也自然含有刀味,也是刀法的高级阶段的产物。刀法中的情趣或性格能构成刀味的某种品格。

书法艺术与刻帖技术互为因缘,不可分割。北京北海公园的《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刻石,收魏晋以来历代书家134人的各种书迹340件。历代刻帖已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六)印章篆刻

印章起源于邃古,从巫术理念的祯祥避邪,到图腾氏族的标志显示,再作为凭信交接工具,经历了数千年。印章从生活、军事、经济等的运用到自觉的艺术创造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交错的繁杂过程。古代印章篆刻由篆、刻分工到自篆自刻。由不知名匠人介入到深具多元艺术修养的文人墨客们的参与,由自作不述的创作到长篇大论的问世。至今,篆刻界大家辈出流派纷呈。

篆刻之所以能独立于艺术之林,与其独特的强烈的刀味美分不开,前人曾总结“用刀十三法”,名目繁多的刀法实是法无法。实则印材的软硬、刃锋的利钝、刻刀的大小以及运刀的角度与速度,随迂变通。

“小小印章气象万千”,篆刻家的创造,是将内在气质外化,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书法加刀法加章法的方寸艺术,“有功无性,神釆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吴昌硕言:“余(篆刻)不解何为刀法,但知凿出胸中欲表现之字而已。”用刀之美,能令刀笔互不阻碍,互相借助,互为生发。刀法使用在于人,人的秉性不同、学养不同,所以用刀因人而定,刀味美千姿百态。齐白石说:“脱尽凡格,不见做作,即为佳制。”

文人的介入,对于艺术门类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正如中国篆刻艺术,如果沒有文彭、何震、丁敬等文人的介入,没有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等人的成果,决不可能有今天印坛的兴旺乃至极为牢靠的地位。



(七)现代书刻

原始陶刻、甲骨契刻、金文铸刻、碑石镌刻、名帖汇刻、印章篆刻。翻开一部中国书法史可见刀刻的魅力,寻回祖先曾经光辉发达的汉字刀刻艺术,寻找深具中国气派的书法新样式。199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刻字艺术硏究会诞生,笔者参与了筹建、成立、历届展、论坛等一系列的开拓、创作、评审、培训、组织、研究等工作,但始终觉得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至今,如此优秀的、新时期的新艺术还未引起社会、书法界内部的真正重视。  

历史上中国的诗歌、绘画在魏晋就已开始走上独立形态的发展道路,而雕塑长期被视为百工的雕虫小技,对手工技艺之类的多鄙视、轻视,但是如今这多变幻、高速度、大集成的社会,美术界的艺术观念早已发生巨大变化,但现代书刻艺术至今仍遭受着众多滞后的眼光的冷遇。

现代书刻艺术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现代书刻艺术家需要有综合的艺术修养,汉字书写是其最重要的基础,文辞修养、章法布局、镌刻刀法、色彩装饰,复合性的创作必须步步为营、在重重矛盾中去解决、去平衡。我曾作考查,历届现代书刻展中获奖作者多为艺术修养多元者,在书法界有眼界有胸怀的看待现代书刻艺术的权威人士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沈鹏先生曾高度评价现代书刻并每每给与关照、指导,权希军是该艺术的缔造者之一,现代书刻的阳刻法的倡导者,张荣庆、钱绍武、丛文俊等都曾真诚的呵护、理解现代书刻。眼下的刻字界队伍多为爱好者,专家、学者、书法界名家介入者寥寥,队伍中具有综合性艺术修养的更是凤毛麟角;汉字书刻的史学、美学、批评等学科的地位很低甚至空白。

汉字现代书刻艺术眼前最需要涵浸古今文化、面向未来和有容乃大的理论家的批评以及以及海纳百川、气包太虚、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引导者!现代书刻艺术以刀抒情、以刀传意、以刀创意汉字的大美,艺术家自书自刻自己装璜创作出一版版立体的、肌理丰富的汉字新篇章。

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自有文字,既有书写;自有文字,即有刀刻,汉字书写、汉字刀刻刚柔相济、阴阳互补给我们带来无可估量的价值。有识之士为了探求、寻找深具时代特色的汉字书刻艺术,借古开今、不畏艰辛、不畏偏见、不忘初心,勇猛精进正当时!

         

2019年5月25日于文石书苑
李兆银,福建省连江县人。美国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纽约书法院院长,美国书画网总编。手机:917—723—7372
邮箱:zhaoyinli63@gmail.com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