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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重出江湖卖画

齊白石的潤格和賣畫生涯
   「草間一粥尚經營,刻畫論錢為惜生。安得化身千萬億,家家堂上掛丹青。」──〈客有寫畫求減值者,作此書於寄萍堂上〉

  齊白石是以賣畫為生的藝術家,特別定居在北京後,家鄉的田產留給了老妻春君和她生的孩子,他在北京的生活──他和副室寶珠及寶珠生的孩子,只能靠賣畫賣印維持。白石不經商,也不倒賣字畫,初到北京的十年也不兼職教書,一切開支只能求助於賣印賣畫。1962年前,他的父母在世,經濟上仍要奉養老親,在齊白石眼裡,北京和湘潭兩房妻子兒女是一個家,他必須兼顧兩地,供應兩地孩子的衣食、讀書、任務、治病和行旅之用,負擔是很重的。
  
  從做木匠的時候起,齊白石就靠手藝吃飯,所以他賣畫賣印從不恥於要錢。迄今所知,白石最早的潤格是1902年樊樊山給他定的篆刻潤例:「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廣以漢尺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這張潤格在遠遊十年中一直使用。再往後是吳昌碩為他定的潤格:四尺12元,五尺18元,六尺24元,八尺30元,冊頁摺扇每件6元。  

  定居北京後,齊白石多自定潤格,在他客廳裡,長期掛著1920年寫的一張告白:「賣畫不論交情,君子有恥,請照潤格出錢。」同年還有一張告白:「花卉加蟲鳥,每一隻加10元,籐蘿加蜜蜂,每隻加20元。減價者,虧人利己,余不樂見。庚申正月除十日。」齊白石賣畫賣印,從不講情面,除極個別親友外,不論是誰,都要照價付酬,不能賒,不能減。他托人辦事,或受人以惠,大多以送畫為報,他把這視為人情與物值的交換,如果他感覺不合算,下次就不進行這類交換了。如1935年夏,周維善通過王森然贈白石畫像,白石以一畫相報;後王森然又領鄭景康為白石拍照,並將所拍12張照片相贈,白石又報以畫,但不久,白石在客廳掛了一張告白,說雙方不合算,以後再有人照像畫像一概不應酬。
  
  齊白石有時請別人(如樊樊山、林紓等)寫序文、題辭或紀念文章,也都依照對方的潤例付酬,所謂「好朋友,明算帳」,一點也不含糊。  

  齊白石刻印、賣畫的潤格並不很高,尤其是20年代初,比一般北京畫家(如陳半丁等)還要低一些,二尺的扇面,只收二元,生活很是窘迫。自1922年他的畫在日本賣大價(花卉一幅100元,山水一幅250元)以後,情況逐漸優化。1926年買跨車胡同的套院,是這種好轉的標誌。他刻了一方茶碗大的印〈故鄉無此好天恩〉,意思說北京比家鄉更好的賣畫環境。到1931年他自寫了〈齊白石賣畫及篆刻規例〉 ,明示:「畫刻日不暇給,病倦交加,故將潤格增加。」增加後的潤格是:「花卉:條幅二尺10元,三尺15元,四尺20元(以上一尺寬),五尺30元,六尺45元,八尺72元(以上整紙對開)。中堂幅加倍,橫幅不畫。冊頁:八寸內每頁六元,一尺內八元。扇面:寬二尺者10元,一尺五寸內八元……凡畫不題跋,題上款加10元。刻印:每字四元,名印與號印一白一朱,余印不刻。朱文字以三分、四分大為度,字小不刻……石側刻題跋及年月,每十字加四元,刻上款加10元。」  

  1931年,齊白石的藝術已經進入盛期,作品水準有了質的飛躍,提高潤格理所當然,但提高了畫價,並不比相應的北京畫家高。同是1931年的潤格,蕭謙中屏堂每方尺12元(比白石高一倍),扇面每件14元(高出齊白石約4元) 。周養庵三尺以內條幅16元,四尺以內20元(略高出白石),扇面、冊頁每件6元(與白石相同或略低) 。秦仲文堂幅八尺56元(低白石16元) ,六尺40元(低白石5元),四尺16元(低白石4元)。蕭、週年齡比白石小,在當時名聲略相近,秦是小輩。而白石只比秦高,而低於蕭、周。當時齊白石的畫幾乎緊張,他把收入看得很重,對錢畫交換的規矩把得很嚴,但在畫價上卻持低姿態,不知是什原因,但至少可以知道,他絕非唯利是圖的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決不為錢而放棄自己的藝術追求。初到北京、還租住在法源寺時候,就寫過這樣一個告白:「餘年來神倦,目力尤衰。作畫刻印,只可任意為之,不敢應人示……。作畫不為者:像不畫,工細不畫,著色不畫,非其人不畫,促迫不畫。刻印不為者:水晶、玉石、牙骨不刻,字小不刻。印語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石丑不刻,偶然戲索者不刻。貪畫者不歸紙,貪印者不歸石,明語奉告。瀕生啟。」  

  這段告白顯示了齊白石孤傲不同流俗的一面,像「作畫刻印只可任意為之」 ,「非其人不畫」、「印語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等等,很有點像鄭板橋一類很有個性,畫要賣錢,但不喪失基本的自由,不能被人驅使;顧主選擇他,他也要選擇顧主。在前述1931年〈齊白石賣畫及篆刻規例〉中,也有類似聲明,如「用綿料之料半生宣紙,他紙板厚不畫」,「指名圖繪,久已拒絕」,「一石刻一字者不刻,金屬玉屬牙屬不刻」等。誠然,為了掙錢,他有時也不得不遷就顧主,但正是靠了對藝術自由、個人志趣和獨立人格的追求,才成就了他的傑出藝術。  

  〈賣畫及篆刻規例〉聲明說:「白求及短減潤金,賒欠、退換、交換、諸君從此諒之,不必見面,恐觸惡急。余不求人介紹,有必欲介紹者,勿望酬謝……無論何人,潤金先收」。把這樣嚴苛的字句寫入潤格,在歷來潤格文字中是少見的。拒絕「人介紹」是為了拒絕酬謝,而介紹者必為熟人,這樣的不講情面,在畫界也不多見。這同時也表明,至遲在30年代初齊白石已不愁賣不了畫,而愁求畫者太多,他要加以控制了。好友王森然為人祝壽而求畫,先付20元,按照「每二尺10元,加題上款10元」的規例,老人只畫了一張二尺多的,並不因王森然是朋友而增加尺寸。王森然感歎說:「論交若餘者,其規例尚不能破,其嚴格可知。然海內慕先生書畫篆刻,輦金以求踵相接,目不暇給。」  

  賣畫不論交情,賣畫也能交朋友。齊白石因賣畫賣印而交的朋友也不少,有時還引出一些令人感歎的故事來。初到北京時,因賣畫而交的一個著名朋友是胡鄂公。胡鄂公(1874-1951年),湖北江陵人,號南湖,早年肄業於直隸高等農學堂,辛亥革命期間,曾先後任湖北軍政府要職及鄂軍水陸總指揮。後辭職北上,在天津組織北方革命學會,1913年任國會議員,又先後出任廣東潮循道尹、湖北省政務廳長、北洋政府教育次長,20年代,創辦過《今日》雜誌,發起組織「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胡氏喜收藏,常光顧古玩店,因賣畫識齊白石並成為好友,白石〈己未雜記〉記:「當年7月1日為胡南湖畫〈南湖莊屋圖〉,7月15日為畫〈不倒翁〉扇面。閏7月18日,畫籬豆贈胡南湖,引出胡南湖〈報公以婢〉的故事,極大地改變了齊白石在北京的生活。8月17日,胡南湖在琉璃廠清秘閣以10元賣白石所畫六小屏,並大為稱賞,白石「感南湖知畫」而作了鄭重的題記。  

  除胡南湖之外,由賣畫賣印而交的著名朋友,還有王森然、胡佩衡、王纘緒、須磨(日本駐華使節)、朱屺瞻、李宗仁等。王森然認識齊白石,是在1920年,那時他作為直隸高等師範的學生來京辦事,在宣武門外東騾馬市大街的一個地攤上看到一個老者賣畫,用很低的錢賣了幾張,那老者便是齊白石。後來王森然受重於蔡元培等,進入文化界,成為最早寫文章介紹齊白石,並為他寫評傳的人,相交30多年。胡佩衡是金北樓的弟子,北京畫家,並曾在琉璃廠開「豹文齋」畫店,齊白石定居北京後,他就不斷購賣白石作品,齊白石生平第一本畫集《齊白石畫冊初集》(1928年)也是胡佩衡編的。胡佩衡本人的畫與齊白石很不相同,但他對白石其人與畫極為推崇,讓其子胡 師事齊白石,又與胡 合寫了《齊白石畫法與欣賞》一書。早在編《齊白石畫冊初集》時,胡佩衡就寫道:「先生性爽直,喜任俠,有古烈士風,故見有不平之事,即義形於色。嘻!世之衰也,人唯利是圖,假藝術之名為自肥者比比然也。先生心潔面傲,借挽頹風,求諸今人豈易多得哉!」  

  胡佩衡的評價使我們知道這樣一個事實:齊白石賣畫講市場規則,但市場規則並不左右他的思想、個性和藝術。胡氏能畫、懂畫,又熟知藝術市場和收藏,齊白石與他的友誼,與買賣畫有關,卻又在藝術上真誠相知,這與不顧畫只認錢、只管收入不顧友誼的畫家,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朱屺瞻與齊白石的友誼始於1929年冬。朱在畫展上看到齊白石畫與印,又經徐悲鴻介紹而知齊白石,但他不願借助於徐氏與白石的私交求取齊氏刻印,而是通過上海榮寶齋按白石潤例代辦。自此而後,他不斷寄款求印,到1938年已有40余石,1944年增至60石,遂自稱「六十白石印富翁」,繼而作〈六十白石印軒圖卷〉,並請白石題跋。白石跋曰:「人生於世不能主德立功,即彫蟲小技亦可為。然欲為則易,工則難,識者尤難得也。予刻印60年,幸浮名揚於世,譽之者故多,未有如朱子屺瞻既以60白石印自呼為號,又以60白石印名其軒,自畫其軒為圖。良工心苦,竟成長卷,索予題記,欲使白石附此卷而傳耶?白石雖天下多知人,何若朱君之厚我也?」  

  齊白石引朱屺瞻為「知己第五人」 ,全由購求印石的「厚我」 、「知我」而來,卻十數年「睽隔千里而未嘗一面」。直至1946年齊白石到上海開畫展,才有緣面敘。二人的友誼,以買賣印和共同的藝術趣味為基,缺一而不可得。  
  齊白石與王纘緒的交往,也始於王氏的求印購畫。王纘緒(1887-1950年)四川西充人,字治圓,早年就學於四川陸軍速成學堂,先後任國民黨革命軍師長、軍長、集團軍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等。約1931年,他托在京的友人請齊白石刻印,彼此通訊,王氏一再邀白石蜀游,說入蜀可掙豐厚潤資,並贈他一侍女,以為他「磨墨理紙」,白石作〈夢遊重慶〉詩,序曰:「王君治圓與余不相識,以書招游重慶,余諾之。忽因時變,未往。逐為萬里神交。強自食言前約,故夢裡獨見荊州。」詩曰:「百尺紅素倦紅鱗,一諾應酬知己恩。昨夜夢中偏識道,布衣長揖見將軍。」  

  1932年7月,齊白石作〈山水十二屏〉贈王纘緒。這12屏精妙絕倫,堪稱白石山水畫的極品。在其中〈夢中蜀景〉一屏中,題了〈夢遊重慶〉詩。王治圓所贈侍女名淑華,侍白石近一年,後送歸家鄉。  

  1933年,白石蜀游未成行,但讓他的三子齊良琨到四川走了一趟,給王纘緒帶去手拓印譜四冊。1936年,白石終於帶著寶珠和兩個最小的孩子到四川遊玩,在成都等地為王纘緒刻印又作畫。但這次蜀游,白石並不高興,因為王纘緒原答應給他3000元酬金,只給了400元。白石《蜀游雜記》寫道:「半年光陰,曾許贈之3000元不與,可謂不成君子矣!」五年後,81歲的齊白石又在《蜀游雜記》末頁題了兩句話:「翻閱此日記簿,始愧虛走四川一回,無詩無畫,恐後人見之笑倒也。故記數字,後知翁者,翁必有不樂之事,興趣毫無以至此。」蜀游使白石老人對王纘緒這個「神交」有了認識,後來就不再往來了。白石口述自傳談及蜀游時,只說「四川有個姓王的軍人」云云,連王氏的名字也沒指明。不妨說,他和王纘緒的關係,由賣印賣畫始,亦由賣畫賣印而終,在賣畫賣印的背後,可以看到齊白石對於倫理人格的價值要求。  

  抗戰期間,齊白石厭於日偽人員的糾纏,對賣畫賣印有所控制。1940年,曾在大門上貼出一張告白:「畫不賣與官家竊恐不祥告白:中外長官要買白石之畫,用代表人可矣,不必親駕到門。從來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謹此告知,恕不接待。庚辰正月八十老人白石拜白。」不是不賣畫,而是明言不願意和日偽人員打交道。這樣的告白,表現了白石老人的勇氣和膽量。  

  齊白石賣畫靠琉璃廠畫店作仲介,他和這些畫店的關係很好,這種關係的標誌是講信義,保持作品的質量,畫價的合理與穩定。榮寶齋為齊白石售畫最久也最多。他與榮寶齋等畫店的交情非常好,長期在榮寶齋任務的白石孫女婿薩本介說:「榮寶齋和齊白石的聯繫有諸多因素,但決定性的因素是相互的質。」這個「質」是什麼呢?他解釋道:「每天清晨,白石老人起床洗漱之後,照例吃他的那碗普普通通的掛面(天天如此,常年不變)。吃完稍事休息,養養精神,就走到畫案前,帶上套袖,第一句話就要問,有沒有榮寶齋的筆單?如果有,那麼每天清晨老人的第一張畫就是給榮寶齋畫的。」  

  1946年,齊白石應中華全國美術會之邀到南京、上海辦畫展,帶去的200多張畫,全部賣出,回到北平,帶回來的「法幣」,一捆捆的數目倒也大有可觀,等到拿出去買東西,連十袋麵粉都買不到。通貨膨脹以至如此,書畫篆刻真是不值一錢了,但白石老人總還要賣畫賣印。1947 年5月,白石老人自書了一張潤格:「一尺十萬(冊頁作一尺,不足一尺作一尺),扇面中者十五萬,大者二十萬。粗蟲小鳥一隻六萬,紅色少用五千,多用一萬。刻印:石小如指不刻,一字白文六萬,朱文十萬,每元加一角。丁亥五月十八日。」這「一尺十萬」、「一字六萬」 ,可真夠嚇人了!但「一個燒餅,賣10萬元,一個最次的小麵包,賣20萬元,吃一頓飯館,總千萬元以上」,這樣一比,還算貴嗎?白石老人感歎說:「人們紛紛搶購實物,票子到手,立即就去換上東西…他們異想天開,把我的畫,也當作貨物一樣,囤集起來。拿著一堆廢紙似的金圓券,訂我的畫件,一訂就是幾十張幾百張。我案頭積紙如山,看著不免心驚肉跳。朋友跟我開玩笑,說看樣子,真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實則我耗了不少心血,費了不少腕力,換得的票子,有時一張還買不到幾個燒餅,望九之年,哪有許多精神,弄來許多廢紙,欺騙自己呢?只得歎一口氣,掛出『暫停收件』的告白了。」  

  在20世紀畫家中,齊白石不像王一亭、陳師曾、金城、吳湖帆那樣有生活源,可以一心一意追求自己的藝術目標或自由的遊戲筆墨,也不像某些以扒分、逐名為唯一目的,趨時迎合、賣掉才華、喪失藝術追求的「明星」。他兼取兩者,獲得了兩方面的成功。齊白石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兩條最重要,一是他沒有膨脹的物質慾望,生活節儉,自足於溫飽小康,有充分的精力與閒暇進行藝術探索;二是他始終保持著人格與創造的自由,用自己的藝術創造市場,而不是被市場牽著鼻子走。當然,賣畫賣印對齊白石的藝術也有負面作用,這主要是賣畫數量過多,為了賣畫之需,即便沒有興致也畫,不想畫的也畫,不免出現氣力疲乏、技巧不精和大量重複之作。在歷代中國畫家中,這種現象是很難避免的。
李兆银,福建省连江县人。美国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纽约书法院院长,美国书画网总编。手机:917—723—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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